■ 杨其川

父亲离开我将满十年了。十年间，每每忆起父亲，我都泪眼婆娑，抚床痛惜。

父亲一生谦和，与人为善，恬淡不争，言语不多，总是独自默默承受生活的苦痛。我们做儿女的对此竟熟视无睹，以为他身体康健，因此，父亲的离去，显得格外突然，我们始料不及，也措手不及。

父亲生于1945年，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毛笔字却写得很好，尤其是草书苍劲有力。他对于家族历史和村里流传的民谣更是了如指掌。我的童年浸润在父亲口中的历史掌故和民谣里，但我不懂欣赏草书之美。记得上幼儿园时，父亲用行草在作业本的封面上写下我的名字，我嫌丑，大哭起来，父亲只好另外找一本给我，耐心地教我用正楷写上我的名字，直到我满意为止。

父亲特别宠我，不论是到山上劳作，还是在田里种地归来，每每不忘捕捉一两只知了或者蜻蜓回来给我玩耍，甚至仍不知疲倦地把我扛在肩头逗我欢笑，跟我讲故事。父亲很少责骂我，只要不是违背原则的事，父亲总是笑笑，帮我分析因果。这种宽容与理解，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然而，如果看到我把有字的纸张丢弃在地上，或者浪费粮食等违背原则的错事，父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记得读三年级时，村里来了一个做爆米花的人，许多人提着一小袋米去，抱着一大袋甜滋滋的爆米花回，馋得我直流口水。可是，还没等到父母下地干活回来，做爆米花的人已经离开了。于是我舀了三升米和两大碗糖，搅拌在一起，放到锅里去炒，可是，直到把米炒成黑炭，也没有变成爆米花。当天晚上，劳作了一天的父亲回到家里，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破天荒地找来一根竹片追着要打我，我吓得拔腿就跑，边跑边哭，父亲追了一段路，大概是怕我吓坏，叫住我，说：“别跑了，我不打你，但是你要长记性，米谷子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能糟蹋，否则我不打你雷公也会打你。”

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追打我。父亲的愤怒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也第一次让我明白了珍惜与感恩的意义。

父亲的善良和乐于助人影响了整个家庭和周围的人。他对别人总是慷慨大方，对于那些上门求助的陌生人，也没有差别。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大门口进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衣着破烂，鞋底和裤管沾满了泥，浑身还散发着汗臭。他对我父亲说，赶了很多路，又渴又饿，可否给碗饭吃。父亲听罢，径直请老人上座，给了碗水喝后，竟特地为老人烹制了一只大阉鸡——这对我们一家人而言，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品尝到的美味。吃完饭后，父亲还收拾房间让老人住下。

还有一次，更加离谱。父亲把一个上门讨饭的青年流浪汉请上桌吃饭，安排住在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父亲大概是觉察到这个流浪汉精神有些失常，担心他在外找不到东西吃。

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与世不争的善良人，但敢想敢做。我们家是村里第一个在自家房屋里喝上地下井水的家庭。那是1990年吧，有天村里来了一个挖水井的人，说可以通过安装抽水泵，在自家房屋内把清冽的地下水抽上来饮用。这对闭塞的农村人而言，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因此，这名挖井人在村里接连吃了多个闭门羹。正当他垂头丧气准备打道回府时，父亲却拿出酒肉款待他，并请他打井。待我们家真的喝到地下井水后，村里一户接一户在自家房屋里喝上了地下井水。

在父亲的头脑里，人要有创新精神，要勇于到外面去闯荡。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因此，只要我在老家，在他身边待到超过一周，他就要催我外出。也因此，自从我2000年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再到后来加入智库，不论是在福州、厦门、泉州，还是在北京，我始终遵循父亲的教诲，除了过年，几乎不曾长时间停留在老家。

但是，父亲的善是用来对待别人的，对自己却似乎漠不关心，平日有什么病痛，从来不对儿女说。如果不是他54岁那年，在田地里干活时血压突然飙高而呕吐昏倒，我们做儿女的还不知道他早已罹患了高血压的慢性病。自此，父亲在二哥的照顾下，常年靠吃降压药平衡血压。而奔波在外的我，居然自始至终都没有领着父亲去医院体检和理疗，仅仅在电话中向他问好，以表达对他的思念之情。不仅如此，在父亲走到生命终点的前夕，我因为担心在地铁里通话会影响他人，竟错过了与他最后的道别。每每想起这些，不禁悲从中来，羞愧难当。

在这十年的时光里，我越来越深切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亲情的珍贵。夜深人静时，父亲的身影和未曾说出口的话语，不但成了我心中永恒的遗憾，也时刻提醒我珍惜当下，珍爱眼前的每一个人。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善良、坚韧和对家庭的深情，教会我如何在风雨中站立，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希望之光。我逐渐领悟到，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轰轰烈烈，不在于如何填满每一个瞬间，而在于如何温暖地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人生真正珍贵的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在平凡日子里悄悄播种的爱，它们如同北斗七星，指引着我们前行。

虽然父亲走了，但父亲的爱与教诲，犹如灯塔，将一如既往地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