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客

邱荣洲先生是我的老师。

1985年9月我在龙岩师专读书时，他亲授“宋元明清史”。

邱荣洲老师学识渊博，知行合一，特别注重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地方史研究，运用口碑实录、文物佐证、方志谱牒、文献索引、契约文书等人类社会学的治学方法，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常有惊人的发现和独特的创见。研究地方史，跳出地方史，把地方史置于中国断代史的视阈下加以掘进，不但让地方史因为有家国情怀的维系而鲜活起来，也让中国断代史因为有地方史的支撑而丰盈起来，这就从立场、观点乃至方法论上避免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相反，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出发研究地方史能够形成正确的引导，给人“读史以明智”的启迪。

记得邱荣洲老师说到南宋历史时的激情满怀。但见老师手捏粉笔，时而在空中比画，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对南宋国祚绵延152年倏忽灭亡的事实慷慨陈词。再次翻开当年的课堂笔记，老师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富有磁性的声音犹响在耳，“南宋的农业在继续发展，中原地区人民向南迁徙，来到南方后开垦荒地，增加了劳动力。南宋国土比北方少了一半，但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淮南、长江一带仍属南宋范围。真正做到无地不种，加上南方田亩一年两熟，一亩可收五六担谷子，因此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北方迁来的农民把旱地耕作技术带入南方，所以大麦、小麦在南方得到较多种植。田野日辟，水田种植面积也在扩大，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已在福建、广东普遍种植，水利也有兴修，在南宋初期的五十年内，各地兴建或修复的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湖南潭州龟塘可溉田万顷，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地区）的山河堰溉田九千三百多顷。长江、淮河、四川等地种棉花已经普遍化，甘蔗、茶叶大量种植。”这些讲解，放到如今的客家学界，正说明北方南迁的汉人在闽粤赣边落籍开基，发展生产，最后形成客家民系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也是龙岩本土文化形态开始了特立独行的远征。

一次机缘，我到了闽西日报社工作，主要负责文化副刊编辑。此时邱荣洲老师也到了退休年龄，却见老师忙得很！他久驻“莲山别馆”（莲花山半山腰的一幢建筑），时有收藏界朋友寻访，莲山论剑，获得信息，捋清路线，然后与藏友一起骑摩托车前往，实地考证，觅得真谛；舟车劳顿，自是辛苦，然老师却自得其乐，乐此不疲。有时他给我打电话，若有了新发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就这样，退休后老师日复一日，呼朋引伴，坚持不懈，深入采风，把所思所想所感写成文字，20多年来，嚯，竟有100多篇，而收录在文集中的稿子就有80多篇，真是意外的收获。

2022年12月，邱荣洲老师溘然去世，家人、友人深感悲恸、惋惜。幸得有识之士吁求将老师的遗稿结集出版，龙岩学院郭义山老师、龙岩文化研究会林永川先生亲自谋划、费力爬梳，不畏艰难，终成书样。

拜读《邱荣洲文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主题看，始终聚焦闽西地方历史文化并厘清其历史脉络，彰显闽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唤起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颂赞。主题问题，涉及生活环境、学术视野和学识修养问题。老师生于斯长于斯，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在龙岩工作。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老师的作品都离不开关注龙岩这块土地。从客家文化到龙岩闽南文化，从传统村落到现代嬗变，从风物传说到民间故事，从古远历史到红色苏区，从历史人物到思想述评，从契约文书到牌匾题刻，内容包罗万象，观点兼收并蓄，罗列不厌其烦，心中敞亮，娓娓道来。这类文稿大多以游历、漫记、考据、琐忆、描摹的形式付诸笔端，令人目不暇接。《“孔党”史探》《走访苏一田村》《秀东坑村记游》《茶乡“斜背”漫记》《梅村风情》《居易楼逸事》《上杭稔田石牌前村游探》《龙岩山歌戏的由来》等等，均在获得第一手资料后写就宏论，考据过程亮点频显，有些还是正史记述闻所未闻，即使坊间也是鲜有提及，这便成为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或补正，或延伸，或新颖，读完之后方才解开迷中迷。

从内容看，始终以文献典籍记载与实物考证结合起来，廓清模糊认识，揭示风物实质，更多涵盖龙岩本土文化，激发人们对这方水土这方人的自豪感。判断一个历史风物的内在价值，不能凭主观臆断，更不能人云亦云，而是需要对历史风物作为“物质的存在”进行立体的解剖甄别，才能得出可信的史识。如此一来，有时可以完全颠倒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需要具备史学的“才胆力识”。这类文稿尤关注龙岩本土文化者多。比如关于“龙岩采茶灯”的起源问题，一段时间争论不休，特别是当地政府要申报采茶灯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的“传承谱系”遇到了尴尬。此时，邱荣洲老师拿出早年收集的清咸丰年间龙岩县苏坂乡（镇）美山村保存下来的采茶灯曲谱，这一铁的事实再次证明“采菜灯起源于龙岩”无疑。据说，当地政府还特地给予老师表彰奖励。又如《一份签于明崇祯年间的契约》一文，这份契约签订于明崇祯十年丁丑（1637）二月，涉及漳平县、宁洋县和三明市尤溪县，因一场木商官司而向清岩宫“康王泰山尊主神像”许愿而获胜，“乃买得本县（指尤溪）廿六都祀田表段计租米四十石正，舍入本宫，祀奉香火。”签订了合约，自此之后，清岩宫与称之长安施主诸家族，往来从未间断。但后来原本属于长安施主的香火田被人鲸吞，官司打到漳州府，官司获胜，庵主与施主十分高兴，重新签订合约，继续前约，确保产权互认，维持不变。这一史实，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漳平市灵地乡易地坪村与尤溪县中山乡竹峰村演溪自然村长期交好的史实。又如《铁证：钓鱼岛就是中国的！》《闽西在中国与琉球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例证》两文，就是老师从明（弘治）《汀州府志》中爬梳出来的史实：“上杭籍人丘弘，明天顺八年（1464）进士，任‘给事中’（官职）时于明成化六年（1470）被册封为琉球国王的。”以小见大，事实说话，钓鱼岛归属问题板上钉钉。

从方法看，始终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眼观手摹，反复比对，得出科学的结论，其严谨、慎独的治学态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老师《南方寻“嘉木”》一文，就是从（唐）陆羽所著《茶经》，结合民国九年（1920）《龙岩县志•山川志》的记述以及民间人士所编《小墨香书》之“茶道”一文触及灵感，便判定龙岩“雁石溪”一带必有“茶树王”的存在。为此，老师划定龙岩（新罗区）雁石镇、白沙镇、江山镇作为调查重点地区。果不其然，在这三镇之中，均有零星发现。在文中，老师满怀激情地写道：“在江山镇，由科山兴孚茶场苏场长指引，于九侯山陈坑山顶上发现两棵高大茶树，一棵高10多米，腰径30多厘米，笔直树干伸向天空，顶部枝繁叶茂，很是壮观。另一棵树干斜生，横生枝叶，斜长7—8米，别有韵味。”后又在雁石镇坪坑村，在白沙镇与万安镇交界的白沙岽，均发现多棵老茶树。知行合一重在行，把历史知识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是史者奉献社会的又一准则，老师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老师的文稿除学术论文外，均以小品文见长。题材广泛，短小精悍，直奔主题，感情丰沛，读来如含甘饴，总有不同的收获。拜读老师的遗稿，写上这些，既表示真诚的祝贺，更表示深切地追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