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县四堡雕版印刷流程馆（图源网络）

■谢小建

又一次踏进四堡雕版展馆时，游客们正安静地跟随导游的声音移动着。空气里有种特殊的肃穆。展厅大堂匾额上“前世之宝，后世宝之”八个字依然悬挂在那里，墨迹仿佛还在流动。那是冯骥才老师的墨宝。

说起冯骥才老师，人们总要惊叹他那传奇般的多栖才华。冯老师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奇才，他在文学、绘画、文化保护、教育等方面的成就，闻名遐迩，令人仰慕。写小说是他的拿手好戏，《雕花烟斗》等作品屡获大奖，作品还被译成1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数十篇入选大中小学教材；绘画更是高手，出版多部画册，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以中西贯通的技巧和文学意境，被评论界视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搞教育也是强项，在推动非遗学交叉学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促进中外交流方面也是好评如潮。

这么说吧，冯骥才老师用小说家的笔能剖开人性幽微，用画家的墨能洇染东西意境，用教育家的胸怀能搭建起非遗文化传承保护的四梁八柱。但此刻，站在四堡的厅堂里，我最想说的，却是他作为文化遗产守护者的那一声呼喊——“谁救四堡”！这声呼喊，曾经怎样惊醒过这片沉睡的土地？也正是他倡导并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大力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和非遗名录建设，卖画筹款，创立基金会，并身体力行开展田野调查，摸清底数，了解实情，再以他的名望和影响力，奔走呼号，推动保护的步伐，才让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类文化遗产都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馍馍”。

四堡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冯骥才老师的青睐和疾呼。作为2001年就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他，一直关注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2003年11月，冯骥才老师踏进四堡时，怀揣的是“一团如花似锦的猜想”，他认为四堡是中国最后一个“活化石”式的雕版基地，猜想着“它犹然散发着书香墨香文明之香吗？”他想嗅一嗅书香墨香文明之香，想触摸那个活着的印刷史。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乘兴而来，失望而归，“心中一团如花似锦的猜想，在四堡灰飞烟灭。”于是回京后，他十分感慨地先后写下了《四堡雕版》和2003年12月3日《光明日报》刊登的《谁救四堡》。

当时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情况让冯骥才老师如此上心？我们还是从他的文章中寻找答案吧。

踏上四堡的土地，主人先带他参观了展示馆，“他们将邹氏家族的祠堂改造为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从四堡收集来的古版古书，以及裁纸、印书、切书、装订等种种工具。还将此地雕版的源起、沿革、历代作坊与相关人物，都做了调查和梳理，并在这小展馆里略述大概。”从展示馆出来，再沿着雾阁村的小巷实地考察子仁屋等几处书坊。他看到了“高大的墙体全都糟朽，表面剥落，砖块粉化；门窗支离破碎，或者早已不伦不类地更换一新；杂物堆满所有角落，荒草野蔓纠缠其间。”当年印坊用来贮墨的石缸“里边堆着煤块或菜，上边盖着木板，有的弃而不用，积着半缸发黑和泛臭的雨水。”特别让他感到震惊的是，当他询问现存书版的保存情况时，得到的回答是仅存一套完整书版。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守护者，职业敏感让他顿时感到忧心忡忡。他看到“生活在老宅里的人们巴望着逃脱，盼着现代化把这些‘垃圾’处理掉。”担心“四堡的书坊不会坚持太久，民间古版会很快灭绝。如果失去四堡，我们这个发明印刷术的古国，将不再有雕版印刷的‘活态见证’。”他不禁发问，“这就是发明印刷术的古国最后一个‘活化石’的命运吗？”“他们（指日本、韩国）视古老文明为民族根基，投入力量保护。我们为何不能？”于是，他大声疾呼：“谁来救四堡？这不仅是救一个古镇，更是救我们文化的根，救我们文明的记忆。”我们无法揣测当年冯骥才老师奋笔直书时的心情，但从文章字里行间已深深感受到他对四堡雕版印刷的喜爱以及对文化遗产岌岌可危的现状和前景的担忧。

一篇800多字的文章，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神州大地上产生涟漪效应。地方党政重视了，文物部门关注了，百姓发动起来了，因此，四堡就有了今天的模样。

我们要感谢冯骥才老师。是他的敏锐，看见了废墟里的文明之光；是他的勇气，为一片即将熄灭的火种呼喊；是他的声望，让这声呼喊传进了庙堂与巷陌。一篇文章，有时真能改变一个地方的命运轨迹。

但我们更要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终于有底气回头审视自己的文化家底。国家的重视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化作修复书坊的拨款，化作非遗名录上的名字，化作游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脚步。文物保护需要情怀，也需要实力——一个民族只有在物质上站稳了，才能在精神上从容地弯腰，拾起历史的碎片。

最让我动容的，还是四堡的百姓。冯老师的文章像一粒火种，点燃了他们心底沉睡的东西。那些曾经“巴望着逃脱”老宅的人们，渐渐明白了自己守护的是什么。不是破旧的房屋，不是“没用”的木板，而是祖先用生命刻下的文明密码。祖先留下的宝贝，绝不能在自己手上丢失！保护的责任，从纸上落到了他们的肩上，落在了每一个导游的讲解里，每一个村民擦拭雕版的动作里。

我庆幸有缘见证了四堡雕版印刷基地保护、发展的过程，也因此和冯骥才老师有过两次交往。当年他造访四堡时我因故未能陪同，但当晚我专程拜访了他，还互赠了书籍。他博识的文才、优雅的风度以及魁梧的身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送的《巴黎,艺术至上》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珍藏。过了两年，我带着四堡、宣和的干部去山西榆次参加第二届中国“抢救、保护、开发民间文化遗产”县市长论坛，在会上介绍了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情况，也聆听了冯老师的讲话。

走出展馆时，夕阳正为雾阁的瓦顶镀金。几个孩子跑过晒书坪，笑声清脆。我突然想：倘若冯先生今日重游，看见修复一新的书坊里，年轻的学徒正在学习雕版技艺；看见游客们不是匆匆拍照，而是安静地聆听每一块雕版的故事；看见“四堡雕版”不再是濒危的名词，而是活着的动词——他会不会欣慰地发现，当年的那声呼喊，已经化作了一片回声？

离开时我回头望去，四堡的白墙黛瓦在暮色中连成一片，像一册正在合上的巨书。但我知道，这本书永远不会真正合拢——因为总有新的目光会来阅读，总有新的手会接过刻刀，总有新的心跳会与那些梨木上的文字共鸣。

文明的故事，原来就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