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水发将军

■ 李元健

1932年，13岁的张水发参加了红军，担任红军勤务兵。由于他机灵、守纪律，不久被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受训，学习电台译电工作。1934年10月，红军离开苦心经营了6年的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的道路。15岁的张水发也随中央军委二局机关开始了长征。

在经历了悲壮惨烈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2月1日突破敌人的封锁，渡过湘江。但此一战红军伤亡惨重，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工农军带来的严重危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毛泽东认真地总结研究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斗争，认为红军在当前的情况下，首要任务是保存实力，避开敌人的锋芒，巧妙地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如何顺利地从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的包围中突出重围？这得从中央军委二局说起。

中央军委二局是提供军事情报的机构，局长曾希圣毕业于黄埔军校。军委二局下设破译组、译电组、侦收组，有6部电台，30多人，其中还有曹祥仁、邹毕兆等几名破译敌人密电的高手。几十人凭着小功率的电台收报机，随时监听敌人的动静。张水发担任二局译电组组长。此前，张水发担任军委二局电台台长王诤的勤务兵。王诤原是国民党电台技术人员，被俘后参加了红军，当时正处于考验阶段，张水发名为勤务兵，实为监视人员。由于王诤表现优异，组织上取消了对他的监视，张水发也成了译电组组长。长征途中，军委二局随第一纵队行动，他们一路走，一路听，全天候收集敌人的情报。正是这一份份电报，一次次的破译，给红军提供了与敌人“捉迷藏”的好机会。毛泽东得到了军委二局提供的情报，周密分析，果断决策，充分利用敌人的部署，不时地制造假象，诱敌频繁地调动兵力。而红军则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里的地方，进进出出，来回穿插，搅得敌人晕头转向，一会向西，一会扑东。最终红军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重重包围圈。

在抢渡金沙江时，身后的追兵距离红军只有一天的路程，红军要全军渡过金沙江，明显时间上来不及。由于我方侦听了敌人的电台，收集到了敌方情报，最终得以成功抢渡金沙江。据军委二局钟夫翔回忆: “二局情报掌握的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时我们离金沙江还有3天路程。入城时，敌人在我们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的前头部队是13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敌人和我们的距离就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调集到皎坪，并顺利渡江。”

巧渡金沙江之前，为了监听敌人的情报，军委二局的几十号人24小时轮番工作，想睡觉了就用冷水洗洗头，祛除困意。在他们的坚守中，终于获取了敌人的关键情报：蒋介石5月10日拟从贵阳飞抵昆明督战，西康刘文辉部驻会理一个旅奉命固守会理县城不出战。红军按监听到的情报部署，推算敌人抵达金沙江时间。中央红军2万多人依靠7条船，经7天7夜于5月9日从容完成渡江。5月10日，就在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军匆匆赶到渡口，却早已不见了红军踪影。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与会人员大多赞同攻打打鼓新场。唯独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他认为国民党黔军在打鼓新场筑有坚固工事，又有国民党川军从旁策应，且滇军应该会早于12日赶到打鼓新场汇合，而我军在12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无法抢占先机。会议上就此发生激烈争论。

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就在大家争执不下时，3月10日晚11时，军委二局破获了国民党滇军、川军的行动方案。译电显示，敌人已掌握了红军动向，并在打鼓新场布下口袋，等红军往里钻。两个多小时后，即3月11日凌晨2点，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通报了敌人的行动方案。事实面前，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进攻打鼓新场的战斗，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红军长征是世界军史的奇迹，是中国工农军钢铁意志所铸就。红军长征的胜利，中央军委二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刘伯承元帅把二局及时掌握敌情比喻为“玻璃杯里押宝，看的一清二楚”，毛泽东赞誉军委二局是“长征路上的灯笼”，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大为赞叹地说，“没有军委二局，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到达陕北后，张水发任陕甘宁省委机要科科长，陕甘宁省军事部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一九三七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一九三九年起，历任军委华北战地工作团队长，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干事，军委办公厅政治处干事、通信科科长、通信处主任，当过叶剑英同志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副处长、作战科科长、作战处处长，第一局二室副主任，第一局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兼作战部办公室主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74师副师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回国后任军委作战部办公室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教员、副主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司令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