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清山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贸易方式一般还保留着两部分组成:票据加人民币。到街道粮站买大米时，一斤大米要一斤粮票加八分钱的人民币；到供销社买猪肉时，一斤猪肉要一斤肉票加一毛五的人民币。人们在购买东西前都要备好相应的票据和人民币，才能买到所要的东西。社会上流通的票据种类繁多: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自行车票、缝纫机车票、手表票......当然这些票证分为国家通用版和省级地方版的。

其中收音机、缝纫机、手表，是那个年代谈婚论嫁必备“三大”件，购买“三大”件奢侈品，就得和生产队里领导诉说一番，说说孩子长大了，说说要娶媳妇了，看上邻村李家的小女儿，帮我弄张手表票等，否则不敢上门提亲。

当然，婚庆喜宴是农村最热闹、最隆重、最重要的事，在我那小村庄一年也难得几回合。百人的宴席一散之后，人们又回到平凡而寂静的日子里，过着柴盐油米酱醋茶的生活。农村的人们，粮食是自给自足为主的，丰收年份库存一些待明年备用，歉收之年向村头村尾有“余粮”的人家借点粮食，待来年用“新粮”归还，这样解决农民“新粮换旧粮”的库存和周转。确实“无路可走”借不到粮食之际，人们才会揣着粮票和发黄的人民币，心惊胆战到乡里粮站买些大米或面粉，总怕柜台的工作人员责备说:　“种田人还要买大米”的碎语。

农村总有农村的淳朴、简单的生活方式，每逢家里杀猪日子，小村庄又是一次繁闹的聚会。记得我家要杀猪当天，老母亲下半夜两点左右就起床了，架起偌大的铁锅，要个把小时把水烧开。凌晨三点左右，杀猪师傅也就到家了。师傅习惯先带着徒弟到猪圈里指指点点，预估一下猪的重量，指点一下瘦肉与肥肉的份额。等杀完猪上秤之后，若重量相差无几，师傅总会神采飞扬说：“徒弟，我刚估计的重量多准。”如果重量相差甚多之时，师傅就跟徒弟说：“你看我就说这头猪的肥肉的份额多。”

凌晨五点左右，天开始放亮。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也不约而至，杀猪师傅的“开膛破肚”告一段落，妈妈正忙碌着做“杀猪饭”。

饭是事先一天浸好的米，用带有浓郁的杉木味木桶蒸出来的。菜一般有两样：一样是猪血水汆芥菜。就是等猪血水沸腾时，立即加入事先准备好大量的芥菜（没有芥菜的季节用咸菜代替），当看到最上层的芥菜布满水珠时，就用大勺子上下翻滚180度交换位置，过三五分钟后从中间扒开，等整锅猪血水沸腾几分钟，就大功告成了。另一样菜就是用猪血炒刀头肉。猪血和刀头肉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似乎和东坡肉的个头可以媲美。刀头肉虽然是猪的淋巴结部位，但价位极低，嚼之有劲道，让人回味无穷。杀猪师傅非常骄傲地说，我从18岁学杀猪就开始吃刀头肉，30多年过去了，现在身体比谁都好，你们尽管吃吧！

太阳升起来，杀猪徒弟第三次吹响呜、呜、呜......牛角声时，整个小村庄连平时睡懒觉的小青年也赶来吃“杀猪饭”。我家的烟囱炊烟袅袅，村里写胜的景物。

吃完“杀猪饭”后，大家就开始“还肉”活动：老父亲翻出箱底保存的小学生算术本，照账单的顺序亮上：陈长水肥肉1斤、吴长火瘦肉八两、李大松猪脚一根、刘月花小肠2条......

徒弟在师傅的使唤下不停地分解、打称猪肉，听到喊声的邻家提着肉就扬长而去。当老父亲喊道：李建水肉一斤半，却看不见李建水来提肉。就喊着：小儿子去还肉。我就提着肉往后山村李建水家“还肉”去了。

当“还肉”活动结束之后，紧接就是开始“赊肉”环节，没有收到“还肉”的邻家就开始“赊肉”登记，家里养了一年多的一头大猪，先通过“还肉”，再经过“赊肉”的两个过程，最后家里剩下的就是一些碎骨边肉。只是老父亲的那一本“大算术”翻过几张，再次记上新的数页，也解决来年的吃肉问题。

当天下午，李建水的两个女儿，匆匆忙忙赶到我家，放下我早上还上的肉，回头就走，声若蚊蝇说:　“我妈说你家去年向我们借的是肥肉，现在还的是瘦肉，我们不要，等啥时候你家有肥肉时再还吧”。

母亲明白了“还肉”不成的意思，就责怪起父亲：“真的是，借肥肉还瘦肉，谁家也不愿意，肥肉既可以炸油、炒菜，又可以煮汤，而瘦肉只能煮汤，谁家也不愿意”。经过父母的商量，我只好再次提着那块“瘦肉”，再搭上当天中午刚炸好的半口杯猪油，完成了“还肉”的使命。

显然，农村的经济贸易方式有点土里土气，先“还”再“赊”的方式也挺简单，至于票据使用也不那么讲究，或者正是这些活动才是真正体现出村里乡邻之间的朴实无华、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吧。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票据也完成它应有的使命，逐渐走进历史博物馆，留给人们一种时代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