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轩民

2012年春，我右耳听力骤降去医院门诊，诊断为神经性失聪。医生很风趣，说这毛病属听力神经的“电路故障”，问题不是很大，住院治疗几天就会好。医生的形象比喻和轻松态度打消了我对病情的多虑。

我随即办理了住院手续接受治疗。医生安排我先例行常规检查，而后开始点滴、吃药，一切按部就班，与过往的住院经历相差无几。凭直觉，我这耳疾有点像鼓膜变厚而发僵，除了听力迟钝带来的不适外，并无其他疼痛。倒是突然中断手头的活计，成天卧在病榻上，身心空落得稍有不自在。还好，治疗三四天后，我的耳根开始松软，听力也在逐渐恢复，自个儿估摸着再有个三两天就该痊愈出院了，心中不由得暗喜。

管我的黄医生责任心很强。出于好心，她建议我做个鼻癌筛查，理由是：我的右鼻腔炎症已久，有可能发生恶性病变，闽粤地区是鼻癌的高发区。我觉得黄医生讲得很专业，也很人性化，于是，我接受了建议。筛查采用了多种手段，血检、CT、核磁共振检查后，均无发现异常，我松了口气，心里也踏实了。可黄医生说还不够，需再做个活检，它才是最权威的。其时，我内心已有点不耐烦了，难道这么多项检查还不能定论？碍于情面我还是选择了配合。

活检是指从患处取下少量活体组织做病理学检查，听起来就叫人发怵。取活体是由黄医生来操作的，尽管她在我的鼻腔内涂抹了麻醉剂，可毕竟是皮表麻醉，当镊子硬生生地从里头“唰”地扯下一丝肉时，我感觉鼻梁垮了。更惨的是，次日黄医生竟然告诉我昨天的活体取量不足，需要再取一次，我差点晕过去，在万般无奈之下“重温”了昨天的故事。两天后，坏消息传来，黄医生郑重告知我，经病理科集体诊断，发现有癌细胞，我脑袋瓜“轰”地一片空白。当今医学，癌症诊断书约等于死亡判决书。我的心情一时无所适从，在众人面前强装镇静地问道：“这么说,我得交代后事啦？”黄医生似乎并不紧张，倒是对自己的“先见之明”流露出微妙的自信。她安慰道：“可以治疗嘛，况且还没有确诊呢。”我急问上哪确诊？她说北京，不用人去，片子传过去即可，但需等上一周。

于是，我回到家中等待。这是炼狱般的等待，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惶惶不可终日。还禁不住胡思乱想：我就要完蛋了，我才五十岁，就这么走啦？我走了老父亲怎么办？老婆孩子怎么办？一句句拷问一次次鞭打，魔鬼般折磨得我神志恍惚、面容憔悴，一周掉了七斤肉，前所未有地领教了什么是煎熬。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见我的样子心痛无比，能做的只有安慰：“孩子呀，不会的，我们家祖祖辈辈规规矩矩、行善积德，上帝会保佑你的。”哥哥的劝导坦率直白：“最好不是，万一是就来治疗嘛，怕也没用，不要窝在家里，出去走走吧！”一席话让我清醒了不少，我当即走出家门直奔游泳场，一头扎进水里游了千把米，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感觉解脱了许多。

最小的姐姐是这家医院的护士，在我住院治疗期间每天来看我好几趟，跑前跑后，管这管那，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抚慰。庆幸的是，一周后，北京给出的确诊结论是普通鼻炎症，小姐姐近水楼台先获悉，本来打个电话告之就好，她却“八百里加急”特地跑来我家“报喜”。当天晚饭，我狼吞虎咽干了三大碗。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场戏，开场是悲剧，收场是喜剧，剧情跌宕起伏，角色真实而“入戏”。10年过去了，这场“浴火重生”依然清晰如昨，感慨万千。因遭受死亡的恐吓，我有理由憎恨这场戏，却无法抗拒它带给我的生命启迪。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虚惊，让我倍感生命的珍贵和脆弱，没有理由不呵护它。在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最大的收获是：对名利、地位的淡泊，对亲情、友情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