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洪荣

蜗居故乡的母亲这几年成了我心头至重。隔三岔五，我就会打电话问候母亲，昨晚睡得可好，今天吃了什么，明天去干什么，后天准备去哪里，想吃啥零食之类，问上千遍也不厌烦。

每次和母亲通话，她总是笑呵呵地告诉我，她在村里的幸福院，和一起长大的兰妈姆、秀仔嫂、显林兄等人在看电视，做米糕，吃元宵，言辞中透露出的全是开心和幸福。

为了帮弟弟带小孩，母亲曾离开故土十多年。从闽西小山村第一次乘飞机到上海松江。瘦小的母亲，用双腿丈量着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蹩脚的普通话与外地人艰难地交流，一路跌跌撞撞，从东走到西。

母亲不在故乡的日子里，我就像棵浮萍不知所措。再也分享不到母亲起早摸黑栽种的米菜，以及那一包包带着大铁锅烧焦味的自制茶叶。以至于，我常常在梦中品尝带着母亲味道的香甜菜肴，还有她用一把米一篮菜喂养出的美味可口农家土鸡。

弟弟的孩子上学后，母亲辗转来到我生活的城市龙岩。本以为，从此我可以为母亲端茶倒水，服侍养老。不曾想，前年，在龙岩生活得好好的母亲，突然提出想回故乡生活。我一时半会儿想不通她为何执意要回去，多次劝说母亲留在城里便于后辈照顾，有个头痛脑热就医也方便，可她倔强的性格根本不容商量。

母亲的倔强是岁月熬煮出来的。在她6个月大还在襁褓中时就被村里的裁缝师抱去做童养媳。而这位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被母亲尊敬有加称为父亲的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爷爷。

爷爷是个传奇人物，家道殷实，却一生命运多舛。早年丧子，留下年轻的儿媳妇及一双孙儿。193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邻村姓陈的两个土匪上门警告我爷爷，不把家里的银元交出来，就放火烧死全家。可我爷爷当时没被吓倒，只是告诉家里人把银元藏好，然后就到3里路远的邻村去做裁缝了。3天后，这帮土匪来到爷爷家，看到只有我奶奶(已有7个月身孕)、婶婶和两个小孩在家，这帮穷凶极恶的土匪把她们关进谷仓里锁了起来，然后翻箱倒柜地抢走数百枚银元等值钱的财物，临走时还惨无人道地一把火把房子烧掉，致使被锁在谷仓里的人全部烧死，酿成了震惊上杭的“四尸五命”惨案。

两年后，爷爷续弦，新奶奶相继诞下一儿一女。可是生性乖张的爷爷不喜欢这个女孩儿，不顾奶奶的反对，生生将她送了人。事隔几个月，又从邻村抱养了我母亲做童养媳。天意难测，爷爷唯一的血脉成年之时却因医生用错草药而命归黄泉。

母亲长大成人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人民公社工作的父亲，生育了我们姊妹6个。在我成长的记忆中，父亲长年在公社工作，一个月难得回一次家。一大家子事务全落在母亲的身上。砍柴烧火，采茶摘菜，养牛积肥，每天起早摸黑，风雨无阻，把家里的几亩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大集体年代，尽管勤劳的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不歇，甚至偷偷摸摸地东几锄头西几铲子地开荒种菜，也难以弥补口多粮缺的尴尬。

那时候生产队一到年终，就开始算总账，劳力多的人家可分得余粮，劳力少的则要交缺粮款给生产队。

所幸爷爷有裁缝手艺、父亲每月有固定收入，解决了这些窘境，每年的缺粮款，母亲总是第一个交上，从不拖欠生产队一分钱。

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母亲有挺直腰板做人的自豪感。这是母亲的性格，也是客家女的性格——勤劳朴实，刚正不阿，任劳任怨，无所不能。既要掌握“家头教尾、田头田尾”，又要学会“锅头灶尾、针头线尾”。稻谷要收，茶叶要采，菜园要种，勤劳的母亲，从早忙到晚。为此街坊邻里对母亲敬重有加，关照不断。

善良的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村里无论谁家有了困难，她都会伸出热情的双手给予帮助。母亲喜欢与村里的人分享自己制作的各类糕点。家里做了苎叶、艾叶粄，一定要送给邻居品尝。邻居家遇红白喜事，她无论多忙，都会第一时间到场帮忙。

在村里，无论春种秋播，夏收冬藏，目不识丁的母亲总能把日子过得风雨不漏。她像一个高级调琴师，面对不同的乐器，都能调出和谐悦耳的乐调儿。因此，村里的婆婶姨娘有事没事总爱往母亲跟前凑，一起聊天，一起做针线，一起回忆过往。冬去春来，她们默默效仿着母亲的为人处世式，学习着母亲的生活能力。

故乡于母亲，那里有她曾经洒下的汗水和流过的泪，还有生活的快乐和吵过的架，有一起长大的伙伴，有她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有叔婆伯母侄孙后辈对她的敬重和亲爱，这些都成了她老年最甜蜜的回忆和难以割舍的牵挂。

或许这就是母亲执意要回故乡的缘故。她离不开养育她八十四年的故土，更离不开故乡的人、故乡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