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二版，蒋伯英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

□ 宋客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著名党史专家蒋伯英先生对其1988年出版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进行修订，2019年再次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个版本的著作我都认真拜读。纵观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史料发掘、丰富、完善的过程，也有一个对党史认知提升、趋于达成共识的过程，后一部是对前一部的补充、提升，不但体现在知识容量的扩大和史实的更加丰富，而且对党史学界一些敏感的、悬而未解的问题敢于触碰并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判，让人茅塞顿开，从中获得智慧启迪。

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指导实践，经过闽西儿女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红土地的梦想和光荣，渗透了闽西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再读蒋伯英教授著作《闽西革命根据地史》，感觉特别强烈。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生发，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强大的社会推动力，都离不开人民的创新创造。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也是如此。从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发展潮流看，世界经济危机暴发、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深、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思想解放、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北洋军阀实行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基层党组织得以建立；从闽西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人民不堪忍受反动派的残酷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发展和尊严。而此时，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并在闽西这块土地上开展经天纬地的丰富实践。

《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提出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生的事实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解析，运用大量鲜活史料、权威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并加以可信的旁证，以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做到用事实说话，旗帜鲜明，“述必有据”，“评必公允”，令人信服。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是一项庞杂、浩大的系统工程，“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政治主张。正是围绕这些政治主张，闽西革命根据地便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

《闽西革命根据地史》把闽西革命根据地的7年多时间，划分为初创时期（1927年9月—1929年3月）、形成时期（1929年3月—1930年3月）、巩固发展时期（1930年3月—1933年5月）、军事失败时期（1933年5月至1935年4月）。这种划分判断，思路清晰，纲举目张，以闽西革命根据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为标志，包括业已存在的闽西苏区时期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方面及其对中国革命产生的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关联，与当时人的认知水平相适应。闽西土地革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闽西党组织制定了一套符合闽西实际的土地政策。从“抽多补少”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闽西苏区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得以激发，人们从心灵深处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后来受李立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土地政策开始调整，“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限制富农变成打击富农，“实行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不给富农出路”；后来又在苏区成立雇农工会并予以相应特权导致事实上限制、孤立了占农民总数80%的贫农，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使闽西苏区受到损失。为说明这一政策出台的来龙去脉，《闽西革命根据地史》总是尽量挖掘鲜活的史料——党在不同时期的文件、决议、纪要、指示、书信、函告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通过不厌其烦的条分缕析，以还原历史真实。

又如武装斗争，1929年6月闽西地方武装编入红四军第四纵队后，为保卫苏区胜利果实，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分别由地方武装组建红九军（后改称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以及由于红十二军出击东江失败（1930年5月）、红二十一军再次出击东江失败（1930年8月），1930年10月不得不“以红二十军5个纵队为基础，与红二十一军合并，编为三个团，改番号为红军（新）十二军”。闽西苏区不断为中国革命输送兵员，1932年闽西苏区以各区乡赤卫队为基础分别建立红军独立第七、八、九、十师归福建军区指挥，参与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3月以此为基础组建红34师，配合彭德怀率领的东方军在闽西苏区周旋、打击敌人，并按中革委命令直接赴外线作战，开展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闽西苏区的军队编制几经更迭，原因就在于不断变化的敌情以及闽西苏维埃政府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的抵制。《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则从多角度、多层面对闽西地方武装建立并上升为主力红军这一过程进行史料方面的发掘和互相印证，令人信服。

《闽西革命根据地史》不但对闽西苏区宏观历史做了充分估量，甚至于某些历史的细节、某次小型的战斗、领导人之间的思想抵牾、人事调整更迭、政策失误留下的负面影响等都进行一一考据，并用理性平和的文字予以表述，以求得事实的真实。

这种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上得出的事实真实的本身，就蕴含着作者的立场观点及其思想倾向。就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而言也就必然涉及历史评价的问题。作者对此始终持谨慎的态度，总是从历史的、联系的、群众的维度对历史事件或人物作出尽量公允的评价。大者如影响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程的“闽西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巩固”“富农政策的调整”“李立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及其危害”“反罗明路线及其对闽西苏区的损害”“闽西肃社党的起因和严重后果”“闽西地方武装积极防御路线的检讨”“扩红政策”等重大事件的评估，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光辉。同时，还对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罗明等长期坚持闽西苏区革命斗争，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把握时代潮流，受到闽西苏区人民衷心拥戴的领导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胸襟、为民情怀作出评价，包括在共产国际背景下，有时违心执行“立三冒险路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理论实践给闽西苏区带来的巨大伤害而承担责任。他们在困难面前不推诿，在重压面前不低头，而是带着一颗赤子之心，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毛泽东一系列关于苏区建设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奋起奋发，革命到底。同时，还对闽西苏区早期领导人、上杭蛟洋暴动领导人傅柏翠1930年以后“拥兵自重”“不参加党分配的工作”“不执行党的决议”最后被开除出党的历史事实作出甄别，得出“傅柏翠反共反革命以及中共闽粤赣特委开除他的中共党籍在前，与肃‘社党’无关”的结论。当然，书中还有许多对参加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人或其他活动分子，都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素来以大浪淘沙的气概，淘汰沙砾，留下真金。闽西革命根据地创立、建设的历史，同样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磅礴之力，荡涤着一切陈腐势力及其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派，与此同时，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征途上也一定会产生属于特定时代的领导精英，带领人们朝着更加朝气蓬勃的光明前景奋发前行。

这就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带给我们的深刻启迪，也是作者建立在史识正确基础上所具有的学术勇气秉笔直书留给后人的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