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东

客家山歌流行于何时，今天已难以确考。据明嘉靖《惠州府志》引天顺旧志记载：当时的惠州府属各县，“乡落之民，每遇月夜，男女聚于野外浩歌，率俚语。”这大概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客家地区山歌流行之最早文献记录。清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有粤东客家地区“好歌”的记述。

至于用文字来采录客家山歌的唱词，则为时更晚。清初的王士禛（字渔洋，1630-1711）倡其先，李调元（字雨村，1734-1803）和梁绍壬（字应来，1792-？）续其后，他们都曾辑录过一些客家山歌，并从传统“诗话”的角度，对客家山歌作过这样或那样的评论。然而，正像罗香林所说的那样：“以上三家，都不是粤人，有的并且没有来过粤东。他们采集粤东的民歌，其唯一的原因是为文学上的鉴赏。”

客家人采录与整理自己的山歌，始于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字公度，1848-1905）。清光绪十七年（1891），出使英伦的黄遵宪，在给友人胡曦（字晓岑，1844-1907）的信札中，就曾透露自己正在采集与整理客家山歌，并已集结“十数首”。据黄氏自谓，他在辑录的过程中，“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如此辛苦得来的山歌，后收录于黄氏诗集《人境庐诗草》者凡9首。和前述诸人不同的是，黄遵宪对客家山歌的采集与整理，除了“文学上的鉴赏”之外，显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关怀，那就是要借此以“搜集文献，叙述风土”，表彰客家的历史与文化。正像他在给友人的信札中所说的那样：“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眷念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集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尝窃以谓，客民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此语闻之林海岩太守……退而考求，以古音古语，随口即是，因欲作《客话献征录》一书，既使后进知水源木本，氏族所自出。”可以肯定，黄遵宪的客家山歌采集与整理，正像其编纂《客话献征录》一样，是他在后“轴心时期”推动客家历史与文化“知识考古”的重要工作。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和“眼光向下”的学术思潮演进中，“歌谣本是表现民俗的产品，为考察民俗唯一的工具”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黄遵宪所开凿的这一传统，终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汇为澎湃的江河。1927年，作为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古史辨”运动中坚的顾颉刚，来到华南新学术文化的中心——中山大学。在他的推动下，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开办民俗学传习班，出版《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会丛书”，一举成为中国民俗运动的重镇。在“眼光向下”的新视野之下，在“整理国故”以与西方汉学“争胜”的思想驱动下，一时间，举凡歌谣、戏曲和方言的调查、采集、整理及研究，都成为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正是在这种全新的学术风气之下，有关客家歌谣的采集、整理与研究，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罗香林曾有这样的回顾：“（进入1920年代之后）还有一种极可注意的事件，就是内地的青年学子，对于客家歌谣传说一类民俗材料的采录。这是受着国内一般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潮流而产生的一种现象。自从胡适诸人提倡白话文学、语体文学以后，接着又有所谓平民文学、民间广艺一类的口号，一时从事民族歌谣传统的采录者，真如雨后春笋。又以歌谣传说本为民俗学重要的材料，于是平民文学的提录者，又复于文化人类学家互相携手，慢慢进到民俗研究的范围上去。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的民俗学会及其所出版的各种刊物，更是这样来的。客家青年学子，受着这种潮流的影响，以是关于客家歌谣和传统的小书，也就一天一天多了起来。”

在这一时期客家山歌的采集与整理运动中，首先必须提到的便是广东海丰县客家人钟敬文（1903-2002）。在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后，钟敬文和许多《歌谣周刊》的读者一样，便经常给周刊写信，一方面对顾氏的研究大加赞许，另一方面也向顾氏请教采录与整理山歌的方法。1926年，钟敬文本着“恋歌一卷新收拾，要与风诗补粤音”的初衷，开始收集与整理客家山歌，并于次年出版《客音情歌集》。该书选录客家山歌140首，并对歌词中的相关客家方言词汇加以注释。据其引言所述：“我本想把这里全数歌词，都附以罗马拼音并‘声调谱’，使读者可以把它的声调如实地歌唱出来。但这件事，需费时间与脑力颇大。我此刻有点办不到。”尽管如此，该书依然被视为客家山歌采集与整理的开创性著作。

1927年，钟敬文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助教，协助顾颉刚创办“民俗学会”，又和余永梁一起编辑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刊物——《语史所周刊》，同时还和董作宾一起编辑《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在他的组织下，中山大学的《民间文艺》以及改刊后的《民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从各地采集而来的客家山歌。其中，如何如见的《梅县山歌六首》、温铨贤的《梅县山歌》、李葆兴的《大埔情歌》、镜海的《梅县民歌》、林干的《梅县的情歌》和郭坚的《陆丰客音情歌七首》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学生期刊，也开始陆续刊登主要由客家籍青年学生采集而来的山歌。如《清华周刊》就发表过刘信芳的《几首梅县歌谣》和《粤东情歌》，而厦门大学的《厦大集美国专学生会季刊》，则刊登了由镜蓉采集的《长汀情歌》等。

由中山大学民俗研究学会所推动起来的客家山歌采集与整理工作，很快便在客家籍知识分子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时间，客家籍知识青年不约而同地从事于山歌的采集与整理。自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之后，李金发的《岭江恋歌》、陈穆如的《岭东情歌集》和化名孙圣裔的《岭东情歌精华》等，也纷纷问世。在此风气之下，仅梅县地方书局，就出版了《客家平民文艺》、《梅水歌谣新集》、《鸳鸯冢》和《岭东情歌》等。至于其他各类书局所出版的客家歌谣传说一类的书籍，“总计亦在十种以上”。而作为集客家山歌采录、整理与研究之大成的，当属罗香林完稿于1927年、正式出版于1936年的《粤东之风》。

1930年代中期以后，一路高歌猛进的客家山歌运动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如果细加察访，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仍然不时地刊出有关客家山歌的各类文字。其中，既有山歌歌词的辑录，也有专注于客家山歌内容或形式的研究，更多的则是兼而有之。它们无疑也是民国时期客家山歌收录、整理及其研究过程中重要成果。

整体来看，民国时期采集和整理的客家山歌，其数量之多，目前还难以作出精确统计。除以单行本的形式正式出版发行者外，还有大量发表在各种报纸杂志上的山歌作品。至于山歌爱好者的自印本、手抄本、民间私刻本，则更是难以枚举。为了全面地反映民国时期客家山歌采集与研究的成果，我们编辑了这本题为《民国客家山歌文献与研究》的资料性书籍。内中除了收录流布较广、在当时及后世具有相当影响的单行本著作外，还不惮其烦，从大量分散的、不易多见的报纸杂志上，选辑一些有代表性的山歌作品或相关研究类文字。然而，由于时间仓促，我们的工作整体上还比较粗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国民时期期刊数据库的不断推陈出新，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对该书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我们也期待学界同行和山歌爱好者的批评与指正。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