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玉凤

“道”在中国的语境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万事万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因为其隐藏在事务的内部，难以被人们认识，所以《道德经》上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二层含义是指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路径。“政道”指的是治国理政的本质、目标和理念；“治道”指的是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与西方人不同的政治思维，这种区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表现出的是一种“政道”思维，而西方表现出的是“政体”思维。中国重视治国理政的本质、目标和理念，而西方重视政治体制。比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表现出的“民贵君轻”“民为帮本”“天下大同”的思想和理念。民为邦本的思想，可以溯源于殷周之际，《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等。其最经典的概括是《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富民、教民 。孟子则大胆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荀子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并进一步提出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比喻，更是集中反映了民为邦本的思想。汉唐时期，民为邦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民本”的现代意义就是以人民为根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思想既表述了共产党人对人民所担当历史使命的深刻体认，也表征着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成为我们深化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的精神支柱。邓小平同志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疫”中体现的“政道”。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党的力量和生命的根本源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为人民服务、让群众满意成为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天下大同”的思想则成为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追求的是万邦和谐的天下太平局面。而西方人在自己的“政体”思维中，总喜欢把国家一分为二，“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而且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治理成效都是由政体决定的，所以他们既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他们眼中的“非民主”国家有这么高的治理能力，有这么好的治理成效；更不可能用他们的“政体”思维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一次全球抗“疫”行动中，西方政客始终把他们的党派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无法理解和接受中国在全球抗“疫”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更不可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是，中国共产党用她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实际绩效，宣告了“中国崩溃论”的破产。

正是有了这种“政道”思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治理中展现了自己的“治道”智慧。首先，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成效标准，首先要的是老百姓过好日子，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只有让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老百姓才能真正意识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如今的中国不仅提出了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在实际行动中也坚持和平发展路线，比如，“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一个普惠世界的战略。其次，在社会治理中，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提倡各地“大胆闯”“大胆试”，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联产承包是人民提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民首创的，因为这些措施和经验都来源于实践，所以路越走越宽。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中国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坚持从制度完善的视角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化解了改革的阻力。再次，中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在社会治理上，立足于自己超大规模的人口和地域特征，从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社会治理中，我们既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促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鼓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并不断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完善相关政策，在治理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提高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能力。

中国在自己的“政道”思维方式与“治道”智慧的指引下，在社会治理上取得巨大成绩，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我国的治理体系既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又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它既保障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更为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人类社会发展增添更多色调、更多范式、更多选择，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系龙岩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