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德彪

下雪了，父亲走了！

父亲走得那么匆忙，只等归来的儿子叫一声“爸爸”，便闭上眼睛，安然入睡，不再醒来。父亲走得那么淡定，靠顽强的意志闯过一道道险关，完全体谅家人今年以来要办的一场场喜事、大事。当这些喜事、大事办妥，快要过年的时候，父亲去意已决，不再打扰，让我们安心过年。

父亲的丧事办完了。我沿着县城熟悉的道路，脚步匆匆，绕城一圈，寻找父亲的足音，也找回我曾经的乡愁。

我的父亲已是九十高龄。虽然只有初小文化，却酷爱学习，追求进步，十七八岁就担任田峰乡（村）文书、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信用社会计等职。因为工作积极，为人诚恳，表现优秀，20岁入党。父亲生前说过，赖天祥（时任武平县下坝区委负责人，后任龙岩市纪委常委）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次，时任武平县委副书记、代书记常起家和妻子林惠秀来到我们村调研，看到我的父亲工作热情特别高，汇报有条有理，而且字写得好，于是就向组织推荐参加工作。据说当时下坝有好几个人选，但林惠秀特别看重我的父亲，极力举荐，于是刚过21岁便在党员、村（大队）干部刘禄照的陪同下，从五指树下走小路经牛头窝到中赤佛子高，“持中共下坝区委介绍信到武平县委组织部报到分配至武平县公安局工作，任秘书股干事”，从此，离开家乡，一辈子在县公安机关工作。

父亲在县城，自懂事起，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自豪感，为我的父亲自豪！

父亲的工作特别忙，经常下乡，难得回趟老家。家里的事，自然由我的母亲打理。父亲究竟做什么工作的，我们从来不问，问了，父亲也不说，这是纪律。

后来，我和大哥到武平一中读书。先住在青砖砌起的三层楼里。周六，我们回来了，父亲却下乡了，我和大哥就用煤油炉烧火做饭，或者到食堂打饭。周日傍晚返校，我们各自挽着大米、菜干，穿过梁山书院门前的大水圳巷或南安门，走捷径，上学去。

后来，父亲提为副科级领导干部，便搬到一座石砌的二楼单间。在石楼居住的日子，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后来，单位后院盖起了一幢家属楼，父亲住在三楼套房。此时，我的弟弟们仍在中学读书，我却参加工作了。再后来，父亲的工作关系转到县人大，成为正科员领导干部。父亲脸皮薄，主动提出搬到比较破旧的西门干休所居住。再后来，父亲又回到县公安局退休了，在南门段安享晚年，直至离世。树子坝的风，带着父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子女的殷切期望，钻进父亲的灵堂，与我们一起悲恸、呜咽。

我沿着政府路，到了县公安局原址，这里如今成了平川派出所的办公地点，当年的青砖楼和石楼早已不再，而是换上玻璃门的宽敞接待大厅，内心有点失落。当年的食堂、澡堂、洗衣台都不见了。进入家属区，当年的五层楼还在，我的内心又稍感欣慰，我指着阳台对家人说：“对对对，就是那间，还是那些米黄色的木窗格。”阳台上挂着住户晾晒的衣裳。楼梯口有点窄，有点暗，布满电线，地板却很干净。

当年，县公安局大院与平川镇红东村相邻，中间一口池塘相隔。夏日，夜深人静的时候，蛙鼓声声，洪波涌起，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转弯处，就是东安门市部，应该是县商业局食品站下属的一个门店。我来到东安门市部，但见二层三开间的单体建筑已经老旧，石灰多有脱落，早已人去楼空。这里是我从小跟着父亲买豆腐乳、橄榄、菜脯、豆豉、咸鱼等副食品的地方。40多年了，东安门市部静静地守在那里，迎来送往，宠辱不惊。送走了贫困，留住了共克时艰的快乐时光。

我来到毛主席塑像广场。凝望着武平县革命委员会敬建于1970年10月1日的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内心十分激动。我的父亲1969年冬参与“毛泽东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武平的革命实践”主题教育活动，兼任“武平县兴建毛主席塑像办公室”内勤。我想，父亲能有幸参与这项光荣而责任重大的工作，本身就说明父亲的政治素质过硬，是业务精通、能力较强的骨干。

我来到位于西环路的干休所家属区。这里的房屋建得较早，朱红色的门窗大多剥落，两幢楼宇间原有一口池塘，现在填平成了停车场。我凝望着父亲住过的那间阳台，又想起许多父亲曾经的过往。父亲曾对我说过，住在这里的那几年最难过，上有老，下有小，母亲“农转非”到了县城，没有工作，先是我的养祖父去世，后来是我的奶奶去世，接着我的大伯去世，家运不济，风来雨来一起袭来。我的父亲除了顶住，还是顶住。

一切困难都过去了。父亲退休了，在县城安置。尽管房子简陋，但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睦睦，却也倍感温暖。

在县城，我执着地寻找着、寻找着父亲的足音，父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奋发进取、忠诚正直的政治品质，他的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生活态度，他的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下雪了，父亲走了，走在“大寒”的隆冬季节。

下雪了，父亲走了，身后留下白皑皑的银色世界。清清白白，两袖清风，冰清玉洁，无以为憾。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