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庆明

除夕，人们把老对联撕去，贴上新春联。“新桃换旧符”，表达了劳动人民避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每每此，我就想起二叔，想起他写对联的那些往事......

20世纪40年代末，二叔考上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回家取钱，过画眉桥，上“鹞婆”岭，下“猪鬃”岽，百里石砌古道全凭双脚丈量。家徒四壁，又逢动乱年代，读了两年，辍学在家。

不久，家乡解放，解放军驻地剿匪。祖父卖草鞋认识的烟丝老板育宗公，与警备八团副团长熟稔，介绍二叔当交通送信送文件到区中队。

那次，送信到朋口。长长岬真的长，10里路，山夹田，中间小路，地势险要，经常有土匪出没。走到一半，听到前头有人说话，外地口音。远望，装扮不一样，腰插武器。他们发现挎着包的二叔，以为是大官，欲生擒活捉。二叔拔腿就跑，边跑边用本地话喊：“土匪、土匪！”匪徒穷追不舍，“炸死你！”二叔扔出手榴弹，土匪见状，连忙趴下。咦？没响，原来慌忙之中忘记拉弦。“算你们命大。”二叔在心里暗暗说，趁此机会，快速闪进路边，钻进树林，上了另一条小路把信件送至区中队。这几个悍匪是台湾空降大特务“唐宗”的手下，杀人不眨眼。

后来，二叔回到村里当文书。一次，他告诉我，当时区中队领导看到他有一定文化，想把他调入，写宣传标语，做文字工作。那时，祖父刚去世，祖母体弱多病，家里急需帮手。于是没有去成，二叔后悔莫及。

翌年，二叔在村里当文书兼会计。过几年，又辞去职务，去本村五里路的单人校当民办教师。课余，替人代写书信，红白喜事帮忙，偶尔有人塞个小红包。

春节放假回到家，我主动上前，把砚台上的墨，磨得浓浓的，有时加进鱼胆，使墨发亮发黑好写，久不褪色。写对联时，我轻轻拉着，写一个字拉一个位置，开始不到位，慢慢熟练。一副又一副，地板上摆满写好的对联。我边拉对联，边看他起笔收笔，安排间架结构。

别看二叔病恹恹的，字写得挺精神。他的一手行书，均匀对称，笔画多的字写细些，笔画少的粗一些，如果把这些字剪下来称，恐怕个个一样重。

接着，二叔安排全村每个墙壁上写毛主席语录。有百年的字，少百岁的人。现在的宗祠老屋墙上都留着他的墨宝。后，病情日趋严重，难以为继，只好在家养病。身体稍好一点，打草鞋，墟场上卖，一角五分一双，除去成本净得五六分钱。收入微薄，捉襟见肘。腊月，替村里人写对联。好心者，一副对联给一个红包两角钱或一筒米，没钱人，惺惺相惜，白送对联。

那年春节，挥就一联，叫我帮忙贴在大门上。上联: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横批两个字:南北。大家不解，我也茫然。他说，以后你们会懂。几年后，我才知晓对联来历和他的用意。

二叔边写边咳嗽，有时咳得弯腰低头，像煎红的虾。见状，我连忙给他捶背。有时咳得墨都滴在红纸上，笔也掉在地上。捡起笔，喝口温水，服甘草片。左手叉腰，右手握笔，再写。这哪里是写春联，是耗命。

疾病缠绕着二叔，穷人真的病不起，130来斤体重的他消瘦成90多斤。二叔这盏灯忽闪忽闪，终于油枯灯灭。这天早上，三叔叫来赤脚医生，嘀咕一阵，一针扎在二叔屁股上。拔出，二叔就这样没了。

又是一年春节至，人们又要贴对联。望着大门上崭新的春联，我又想起二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