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泉整训到古田会议

浅议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整训对古田会议的贡献及其历史启示


新泉整训纪念馆前的雕像

古田会议会址

江树高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工作后,28日便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决定会前对红四军进行政治、军事整训,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作准备。12月3日,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在这里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之后,由于敌金汉鼎部再占汀州,进逼连城,12月中旬,红四军移师上杭古田,举行了十多天的由各级党代表和党务工作者参加的联席会议,除继续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外,也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作其他方面的准备。红四军这段从新泉至古田二十多天的整训活动,不仅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重要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后人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一、调查研究,广察群言,找准问题,对症下药

纠正红四军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建立健全一套正确的党和军队政治生活制度,是毛泽东等红四军前委领导思考、酝酿已久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对红四军中许多错误表现,他们早已有所了解和掌握。但是,为了更全面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找准问题,以使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纠得更准,建党建军路线建立得更正确,主持政治整训的毛泽东、陈毅等冒着严寒深入红四军各连队,召集有关干部战士代表开座谈会或调查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意见,纠正红四军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表现。据时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吴仁声(又名吴梅林,上杭人)在《忆古田会议前后》一文中回忆,他曾参加过毛泽东在新泉整训中主持的一次调查会。他说:“调查会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向到会官兵说明这次调查会的目的要求,是为了了解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部队的依据。要求到会代表尽量如实反映官兵们的思想动态。”为了使到会官兵打消顾虑、活跃气氛,沟通感情,毛泽东在会上“谈笑风生,有时说上一二句趣话,逗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起来”。同时为了能准确掌握各种调查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毛泽东除了安排专门人员记录外,自己也认真做记录,“一条一条的详细记下来”。

除了在部队内部搞调查外,毛泽东还前往新泉邻村的官庄村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贫苦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

就这样,从新泉到古田,毛泽东、陈毅等多次召开了调查会、座谈会和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及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议,进行了广泛、充分地调查研究,为古田会议决议起草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谭政当时协助毛泽东工作,各类座谈会开完后,毛泽东把谭政留下说:“这段时间的各种座谈会,你都参加了,你看是不是把揭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加上你的意见,一类一类归纳,形成几个材料,争取‘九大’形成个决议案,部队好贯彻。”谭政照着办了。这段史实充分说明,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在红四军整训中的调查资料,对古田会议取得重要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史实也再一次告诉人们,任何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的形成,都必须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决策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二、充分讨论、积极引导、形成共识、水到渠成

红四军党内、军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由来已久。红四军前委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也尝试许久,但是曾经几次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都未达到目的。如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过七大,同年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过八大,都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原因何在?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前委机关在会前未能认识一致地对全军上下、党内党外进行广泛的充分的教育引导,未能使全军上下、党内党外的认识统一到前委的要求上来,未能为党代会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做好思想铺垫,提供水到渠成的基础。如七大是“利用暂时安定的环境”召开的,是“仓促准备”的,八大也是“会前缺乏必要的准备”“会上又缺少组织和引导”,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政治上失去领导中心”“致使会议开了3天,仍争论不休,没有取得多少积极成果”。

九大则大为不同了。新泉整训开始后,毛泽东等不仅利用各种调查会、座谈会、联席会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也利用各种会议、场合讲话、作报告,大力向干部战士宣传灌输正确的思想观念,批判各种错误倾向和作风。吴仁声曾记述他参加过的一次毛泽东的报告会“......不一会,集合的哨声响了,大伙奔向左侧的空地上。毛泽东同志站在中央......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开始讲话了。......大意说红军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同于国民党以及各派军阀的旧式军队。特别指出前任军政治部主任张恨秋贴出招兵通告一事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红军反对雇佣制,一切招兵买马、招降纳叛都是不对的。同时还说到,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不得,是一种腐蚀剂,它对红军会起腐蚀破坏作用。要求同志们开展讨论,认真排除这个有害的东西,维护红军真正的人民军队的纯洁,健康。”特别是部队进驻古田以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十多天的纵队、支队、部分大队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议,除亲自作报告,讲红四军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及其危害,号召彻底将其肃清,使红军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外,还发动到会人员分组讨论,引导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既摆出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又分析它们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克服的办法。

由于古田会议前前委在自身思想统一的前提下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全军整训工作,引导全党全军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错误表现、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形成了充分一致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古田会议的召开水到渠成,只开了2天就顺利结束,并取得圆满效果。这说明任何决策的形成,会议的召开,事先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以取得广大群众普遍的共识是非常必要的。

三、正面教育,不打棍子,自查自纠,春风化雨

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以来,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逐渐抬头蔓延,有些人不仅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还对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个人进行措辞强烈的攻击指责,几至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不仅前委书记落选,还挨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但是,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毛泽东复出任前委书记,布置新泉整训后,从新泉到古田,整个整军活动没有发动任何针对个人的过火行动,没有打棍子,扣帽子,算个人账,而只采用正面教育、启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教育自己,自查自纠,做到了既使人受到教育,又没有伤害人;既纠正了错误,又使人心情舒畅。如在古田十多天的联席会期间,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动员报告后,再进行分组讨论。讨论中,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坚持对事不对人原则,采用批评或者自我批评的方式,揭露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错误表现,充分分析其危害,提出纠正的措施办法,各抒己见,最后达成共识。联席会议结束后,各级代表又回到各单位召开党支部大会,传达联席会议精神,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带头作初步检查,带动全体党员、干部弄清思想,提高认识。

1982年5月,谭震林在回顾古田会议时说:“古田会议实际上不仅解决了红军第四军党内的思想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我们党处理犯错误干部的方针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古田会议纠正错误思想就是大家畅所欲言,采取“启发式”教育,真正使人们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而不是为了“整人”。他说:“你必须分析他为什么犯错误,当时的环境是什么,他犯这个错误的后果是什么,你分析这些问题之后,来制止他这个错误,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谭震林的这段评价,实际上不仅仅是指古田会议,应该说也包括了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在新泉、古田的整个整军活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