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素娥

苏红爱

苏红爱与郭素娥老宅

■文/图 王坚

一位平凡的乡村少女，在龙岩革命先驱郭滴人、邓子恢等人的引导下，毅然跟随父辈走进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在后田暴动的烈火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硝烟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护士。2023年深秋，我们走进新罗区龙门镇湖坑村，在时光曲折多情的缝隙中，仔细寻找郭素娥短暂而靓丽的生命轨迹。

爱听红色山歌的小女孩

湖坑村后陂自然村的一座山坡上，原有一座古香古色的五凤楼庭院建筑，这里就是郭素娥和养母苏红爱（原名苏喜鸾）的家。苏红爱的丈夫郭迈里迫于生计长年外出打工，不幸病死他乡。孤苦无依的苏红爱从外村抱养了一个年幼的女婴，取名郭素娥。1926年10月，郭迈里的侄儿郭滴人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返乡，在家乡秘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工会等组织。郭滴人称呼苏红爱为二婶，穷困潦倒的母女俩，时常得到郭滴人的救济。由于苏红爱的住家靠近大山比较偏僻，不易引人注意，紧急情况下便于转移，郭滴人选择这里为秘密接头点。

教师出身的郭滴人以农民的贫苦生活、古代的农民起义、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等为题材，编写山歌在民间传唱，启迪群众的思想斗争觉悟。年少的郭素娥时常在母亲的陪伴下，听郭滴人为村民教唱革命山歌。“头一冤枉是工农，穿的衣衫补千重。三餐番薯来当饭，住的房屋千百洞。土豪放债剥削你，劣绅仗势欺侮你”......如泣如诉的山歌，在少年郭素娥的心里扎下了根。每当郭滴人在家里组织召开秘密会议时，苏红爱便在家烧水煮茶，郭素娥就在村头路口望风。1927年1月，中共龙岩总支部成立，郭滴人任组织委员。同年3月，在郭滴人、郭益乾的介绍下，苏红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闽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1927年4月，上海反革命事变波及全国，闽西党组织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郭滴人秘密回到湖坑，长期住在苏红爱家中。同年7月，闽南特委负责人罗明到龙岩检查。不久，邓子恢在江西崇义县搞工运被通缉，也潜回龙岩。三位革命领导人先后在苏红爱家中小住，商议筹划闽西革命大计。“大人”开会时，15岁的郭素娥和母亲在屋外以做针线活为掩护，轮流放哨守望。有时，她和母亲一起，利用各种时机散发革命传单；有时负责送情报、联络信件等工作。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郭素娥迅速成长。

傅连暲夸奖的好护士

1928年3月，郭素娥和母亲一起参加了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等人领导的后田农民暴动。1929年5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三打龙岩城，消灭敌驻军陈国辉旅。9月，以郭滴人为主席的龙岩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接管了市区的爱华医院（今龙岩市第一医院）。由于红四军和闽西地方武装在历次作战中有大量伤病员，急需医治。郭素娥和许多革命妇女一起参加爱华医院的救护任务，开始与红军医护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1931年，根据毛泽东指示，傅连暲在长汀县城的万寿宫创办红军看护学校。闽西苏维埃政府要求，看护学校的学员必须挑选愿意为苏维埃服务，工作积极，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的青年男女。学员在校学习辨认各种西药、中草药，练习包扎、止血、清理伤口、打针，隔一段时间组织考核，检查学员的学习情况。毕业后，学员分配到红军各个部队担任卫生员。已经有初步医护经验的郭素娥，经过红军看护学校的正规培训，各项技术更加全面，被傅连暲留在福音医院担任骨干护士。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成立，郭滴人任省苏文化部长。不久，40岁的苏红爱来到长汀福音医院看望当护士的女儿。

历史的时针回拨到现在。在新罗区富健新村的一套居室内，89岁高龄的郭素娥女儿郭健群向我们介绍：“我从小称呼红爱外婆为奶奶。奶奶生前对我说，她在福音医院不但看到了我妈妈，而且还见到了在医院养病的毛主席和贺子珍夫妇。奶奶非常开心，说我母亲很争气，医护技术全面，各项工作都很积极。傅连暲院长当着奶奶的面，夸奖母亲是一名优秀的护士。母亲当年和长汀福音医院的四位女护士，一起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母亲唯一留在人世的影像。在福音医院，母亲与同院的医师谢步云朝夕相处，渐渐产生了感情，于1933年结为夫妻，次年在长汀福音医院生下了我。奶奶说，这段时间是她最幸福的日子，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中央红军医护学校在瑞金成立后，傅连暲医生因工作需要，经常在瑞金、长汀两头跑，母亲也时常跟随他两地奔波。”

霜雪凋落的生命之花

1934年夏秋，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中央苏区的各个战役方向，向后方送来了大量的红军伤员。郭素娥作为傅连暲的得力助手，不但担负中央红军医院的医疗保障任务，还时常奔走在各个战场的红军后方医院，参与抢救重大伤病人员。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加上产后营养不良，让郭素娥原本孱弱的身体日渐消瘦。

郭健群老人回忆：“听奶奶说，红军长征前夕，郭滴人特地交代奶奶和妈妈，中央规定身体老弱和带着小孩的同志不能随军行动，叮嘱她们尽快返回家乡，继续参加当地的地下斗争。由于那时龙岩、长汀相继失守，一路上到处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民团的关卡。母亲怀抱着不满周岁的我，搀扶着裹小脚的奶奶，扮作难民，从江西瑞金翻山越岭，一路上风餐露宿，有时住在破庙里，有时借住群众的牛棚猪圈；饿了就向群众讨点粥汤、番薯、芋头充饥。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肝病日益严重。直到1935年3月底，老少三人才回到湖坑后陂。当时的乡长是郭滴人的好友，他对红军家属和工作人员不抓不关，但要求不能出村、不准聚会，也不让外人进村抓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一家三口虽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但生活非常困窘。特别是母亲的病情，一再耽搁。稍作安顿后，奶奶参加了中共龙岩县委魏金水等人领导的地下工作。而母亲一病不起，无法出村进城治病，只能靠一些中草药治疗，延续生命。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斗争形势表面有所缓和，但魏金水、吴潮芳等领导，要求奶奶保持高度警惕，防止顽固的反动派搞破坏，奶奶的工作更加繁重。奶奶不分昼夜，在各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之间传递上级命令指示，开展隐蔽斗争，对重病的母亲无法太多照顾周全。多年肝病的折磨，让贫病交加的母亲支撑不住了，于1941年离开了我们。这一年，她才29岁。母亲是奶奶的命根子，失去母亲，奶奶非常自责。时常抱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流泪......”

霜雪无情，生命如花。和许许多多年轻的革命者一样，风华正茂的郭素娥无畏颠沛流离，矢志投身革命洪流。在中央苏区的医疗战线上，甘当红烛忘情燃烧，用热血生命刻写了人生的精彩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