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澜

2019年，《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给沉寂已久的国产科幻影坛带来一股新风。近年来，包括《三体》在内的多部经典科幻IP陆续影视化，其中不乏话题与口碑双赢的佳作。已经习惯了“美式超级英雄拯救世界”的观众们突然发现，原来科幻影视片里的中国也可以不再是一闪而过的“地标符号”，或追逐戏码的异域场景。国产科幻影视也可以在宇宙的宏观尺度上“讲好中国故事”，表现中国式的奇想与浪漫，传达中国式的哲思与情感。

中国元素的科幻表达

科幻这一亚文化的诞生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密不可分。作为工业化核心的科学技术不仅带来日新月异的物质发展，也孕育出与之相关的科学神话与技术美学。诸如《大都会》《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这类科幻影史上的杰作，皆不乏对未来科技之美的想象：高耸入云、线条凛冽的摩天楼宇，凌空跃海、灵活机变的飞行器，算力超凡、亦正亦邪的人工智能，无不体现着科学神话智能与奇想兼具的美感。

在近年的国产影视中，我们可喜地看到了科学神话与技术美学的中国表达。《流浪地球》中以万座行星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太阳系的“移山计划”，传达出“愚公移山”一般的坚韧与乐观；《流浪地球2》中将月球推离地球的“逐月计划”凝缩了中国文化中所有与月亮有关的诗情——月亮的“消失”既唤起了“低头思故乡”的柔情，也象征“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三体》中用纳米细丝将“审判日号”邮轮切成碎片的“古筝行动”，赋予了军事武器以古典乐器一般的优雅与冷静。这类意象融合了中式古典的浪漫与现代科技的理性，使得我们原本谙熟之物蓦地带上了陌生化(ostranenie)的审美滤镜。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达科·苏恩文看来，“产生陌生化的表现手段就是让我们既看到主体，同时又让它看上去显得陌生”，“陌生化态度，已经发展成为科幻文类的形式框架”。它既是认知性的，也是新奇的（Novum）。它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充满未来感与科技感的表达。

如果说上述中国元素代表古典中国的科幻化，那么《流浪地球》中充满年味的未来地下城北京，《流浪地球2》中残留着当代家居遗迹废墟上海，《三体》中富于市井气息的卤煮店与广场舞，则使当代中国也进入了科幻表达。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所谓的“未来考古学”的视角打量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我们习以为常的当下就突然显得陌生起来：站在未来反观现在，当下也就成了过去。科幻的“未来考古”令影片中的当代中国充满沧海桑田的历史感与反思价值——在巨灾面前，最能提供慰藉和带来希望的恰恰是看似微不足道人间烟火，那是人类生存意志的集中体现。于是，宏大与微小，幻想与现实的反差与融合便在影片中获得了中国化的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大国担当

从1980年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到2019年的《流浪地球》，国产科幻影视对危机的表述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代科幻电影中的危机往往来自霸权国家的技术窃取与压制，带有浓厚的冷战思维与反特色彩；近年国产科幻影视中的危机则与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无论是《流浪地球》中的地球坠入木星，或是《流浪地球2》中的地月相撞，还是《三体》中的外星人入侵，其灾难性质都是星球级的，而危机的解除也非某个超级英雄的救世杰作，而是集体智慧与勇气的合力成果。

《流浪地球》中的设置点燃木星程序的李一一、运送火石的刘启、播报救援演讲的韩朵朵，他们的行动虽不免少年人的直接、莽撞与稚嫩，却代表了危机时代最可贵的理性、勇气和希望；《流浪地球2》中稳健坚韧的外交官周 直、理性与感性兼具的科学家图恒宇、临危不惧的航天员刘培强，分别在外交、科技与军事领域为解决“月球危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助力；《三体》中深谋远虑的太空军司令员常伟思、富于探索精神的纳米专家汪淼、胆大心细的情报人员史强，则构成了反抗三体人入侵的“古筝行动”的“思想-技术-战略”三角。这些中国角色在影片中主导地位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单维的世界视野。影片更多呈现的是不同国家在面临共同危机时的冲突与协商，龃龉与团结，以及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承担的大国角色。

诚如苏恩文所言，科幻小说是关于变化的文学，它比现实主义更加现实主义：科幻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反思。事实上，早在清末民初，诸如《新中国》《新纪元》这类科幻小说就热衷于将中国描绘成国富民强、万国来朝的理想国度，那是民族危亡之际的志士仁人的微茫想象，也是对残酷现实的反思与呐喊；而近年国产科幻影视中富于精神感召力与科技硬实力的中国形象，却是现实层面国运抬升的艺术反映。

用科幻“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在于创造性地使用中国元素，或艺术化地展现大国风范，更在于用科幻传达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无论是《流浪地球》中的希望哲学，或是《流浪地球2》中的团结精神，还是《三体》中的反抗意志，都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内核，并通过科幻影视获得了富于时代感与影响力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