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纪扬

又是一年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庆丰收的日子，唤起了我们这代人对粮食的深刻印记。

主粮不够杂粮凑的苦涩。在我们这个地方，主粮是稻谷、稻米。作为地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农业县，种植水稻面积不多，粮食产量不高，主粮不够是当年的常态。各地农民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广种地瓜（番薯）、大薯、芋头等用作补充，也是一种常态。城里人、有单位工作的人，吃公粮，主要吃的是米面，有定量供给。而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农村人，大多以杂粮果腹为主，被称作是吃番薯芋子长大的人。这种情形让后来人感到茫然和有点不可思议。

交完公粮留口粮的淡定。解放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按城乡人口分布，国家向农村人口，后来改按耕地面积派购粮食，为城市居民（含军队、单位人员）分配购粮指标。

于是，当时的农民就有了交公粮的义务，公职人员和城里人就有了购买公粮的权利。收成时，农民先把夏粮按指标要求上交，交足交够了，留下的才是可供农民享用的口粮。

那时的农民上交公粮是责无旁贷，且积极热烈的。在上交公粮的日子里，整个生产队的人，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走得动、挑得起的人，都会挑着大大小小的箩筐，排着长长队伍，把晒干风好的稻谷送到就近的粮站检验、过秤、登记、入库。质量超标合格、数量只增不减，反映的是民风的淳朴与淡定。尔后粮食自由流通，农民自主产销粮食，不仅不要上交公粮，国家还发给种粮补贴，农民喜不自禁。

羡慕余粮怕缺粮的辛酸。由于粮食上交多、留下少，分得的口粮就极为有限。而口粮则由基本粮和工分粮按一定比例构成。基本粮按人头平均分，工分粮按在生产队出工计分的分值计。所以，那时的生产队，家里劳动力多，出工多，工分多的人家就能多分到工分粮，就会成为超过平均口粮的“余粮户”，而家里老人、小孩多，劳动力相对较少、工分不多的人家，自然就成为低于平均口粮的“缺粮户”。那时的“余粮户”是令人羡慕的，“缺粮户”则让人同情，充满无奈。我家好长一段时间都属于“缺粮户”，父母亲除了偶尔向“余粮户”借粮以外，总是千方百计地找一些房前屋后的边角地、沙坝滩涂地、山地广种薄收些杂粮，以补不足之需，其中还有几年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现在每想起“愚公移山”时，就会想起父母当年的模样。

等待救济与返销的期盼。面对当时农村粮食不足，特别春季青黄不接吃不饱的窘境，国家总会视情为农民派分些救济粮、返销粮。

救济粮，顾名思义，就是扶贫济困的，只有符合条件的特殊人群才能得到，是无偿的。返销粮，是从农户上交的公粮中，按一定的价格返销给农民的，数量有限，而且是要用钱去买的。有时，分到的人家不一定有钱购买，所以这个指标是可以转让的。印象中，我们家分到救济粮的数量少之又少，跟人家转让指标购得返销粮是常有的。

拥有粮票和粮证的渴望。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有了粮票就可以到国营商店和供销社购买食品。粮票分全国通用和仅限地方（省内）可用两种。有了购粮证就可以到粮店按定量标准购得限价的粮食。那时节，拥有一本购粮证，是许多农村孩子梦寐以求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犹记得，我为此奋斗了二十年，却只享用了十年。当年望眼欲穿的那本购粮证，静静地躺在书房的抽屉里；原本经常省吃俭用，匀一点粮油米面回老家的我，后来常常回家大包小包地把各种食材往城里拎。

端稳端牢饭碗的忠告。粮食的产销和供给，跨越时空，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食不果腹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但“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警醒言犹在耳，“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与“保护耕地，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呼声日渐高涨。而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已成自上而下的共识。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对粮食的苦涩记忆，能够唤起更多人对当今粮食和未来问题的关注与重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