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东祥

柳青是陕西省吴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任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文革”期间，他遭受残酷迫害，被迫停止写作和工作。他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农村生活积淀丰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代表作《创业史》，他与赵树理、周立波、孙犁一同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林默涵和柳青是在1940年冬天在延安相识的。当时林默涵正在协助艾思奇编辑党中央办的理论刊物《中国文化》，两人都住在边区文化协会内，默涵有早起散步的习惯，经常在山坡上遇见柳青。相识后，两人很投缘，几乎每天都抽时间一起聊天。默涵觉得柳青朴实、率直，没有什么派头，也不掩藏自己的毛病。柳青常说，他自己是个农民，身上有许多农民的缺点。但默涵感兴趣的是他对于陕北农村惊人的熟悉，他能够把陕北各种农民的性格、爱好、习惯等，如同讲故事一样描绘得十分生动有趣，使人听得忘记了疲劳。

一天，柳青买了一本刊物回来，气冲冲地对林默涵说，他的小说《地雷》被国民党报刊检查官作了许多篡改，这事着实令人愤慨。后来林默涵读了这篇小说，深受感动，尽管它受到官老爷们的无理糟蹋，但终究改变不了它所反映的敌后军民为保卫国土而战斗的伟大气魄。

柳青并不认为出身农民，就用不着到群众中吸取营养、丰富创作源泉了。1943年春，他到米脂县农村当乡文书，几年的乡文书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是他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基础。1944年夏，林默涵从延安到米脂探亲，顺便去吕家捡乡看柳青。从县城要翻过几道山梁，新月初上时才到他家，柳青对林默涵的意外到来很高兴，杀鸡蒸馍招待。当晚谈了很晚，谈了很多，灯油干了，又点上蜡烛。

他们临别时，林默涵给柳青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以下几句：

麻鞋沾杂草，攀越访故交。

涧水尘不染，山花意自娇。

相逢纤月上，对语烛光摇。

为塑英雄像，何辞沥血劳。

诗中的“涧水”“山花”，有双重含意，既是纪实，同时又暗喻柳青的不慕繁华、不求名位的淡泊性格。

这年年底，林默涵从延安到重庆，在《新华日报》工作。不久日寇投降，接着又爆发了内战，后来林默涵到了香港，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关山阻隔，音信渺渺。当林默涵在香港看到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时，非常惊喜。柳青向他描述的许多人物，又活生生地在书中再现。他仿佛又回到陕北的农村，黄土地上怒放的野花，涧底的潺潺清流以及给他新的生命和思想的高原泥土的气息又重新扑面而来。

1949年9月，他们终于在北京见面了。1953年柳青自愿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当“农民”，并把全家也迁了去，同时担任县委副书记，经常拄着一根打狗棒到各村奔波。柳青从来不是群众的局外人，而是全心全意投入生产和工作中，人们亲切地叫他“柳书记”，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心事，都去找他谈，请他帮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人民的哺育和火热生活的滋养下，经过几年呕心沥血的艰苦创作，柳青终于写成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

《创业史》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激烈变化，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梁生宝的形象，被称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

“文革”十年动乱中，他们又完全隔绝了。两位老朋友互相牵挂。林默涵被囚禁整整九年，而柳青也被整得很惨，揪斗、抄家，老伴被逼死，自己重病缠身，承蒙周总理的过问，才保住了命。而柳青虽然在困难的处境中，仍然关心打听林默涵的情况。1977年底，林默涵重获自由，柳青的哮喘病日益严重，在北京治病，林去看他，十多年未见，世事巨变，恍如隔世，悲喜交集，看到柳青衰损之躯，相对无言，默涵嘱他养好病，好重整旗鼓，写完《创业史》。

而最后一次见面，却是一年后柳青弥留之际。林默涵面对老友，心情压抑和痛楚。

林默涵说，“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但立志要用自己的作品来推动生活的前进，而且直接参与了改造生活的斗争，但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干预生活’。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生活”。林默涵充分肯定柳青，“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创造作家。在生活中，学徒可变成大匠，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了匠人。”柳青的这一思想完全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召下深入群众生活后得来的。

他们两人——一位作家，一位文艺理论家，是肝胆相照的“诤友”，可以没有顾忌地互提意见，并且各自努力地为新中国文艺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