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强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历久弥坚、玉汝于成，调查研究之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犹如案头必备之工具。就个人而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认识调查研究重要性、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研究的第一人”这一历史地位毋庸置疑。某种程度上，“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邓小平对此也曾有过一番中肯评述：“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毛泽东为何会如此钟情于调查研究，其情结所为何来？

众所周知，所谓情结，简单来说，乃是一种基于主观意识的愿望，而毛泽东的调查情结也就是他对调查研究这项活动不仅寄予很高期望，而且身体力行，从理论反思与实践探寻两个层面双向切入，共推互动，其肇因不仅有来自个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还在于他要借此深入中国城乡社会内核，了解、熟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乡民百姓的所思所想，为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革命方针与斗争策略提供第一手材料，这是推动他不辞辛劳做调查最为主要的动因。换言之，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有别于李景汉、费孝通式的驻村入户式社会人类学调查，而是一项有着明确目的的革命行动。

回望毛泽东的人生路，其调查作风一以贯之，令人感佩！

早在1917年暑假，他就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萧子升、萧蔚然一同游学于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陵五县，徒步长达900多公里，并在致友人信中表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而后在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也曾组织该所学员进行调查，中央苏区时期的七年（1927—1934）更是在戎马倥偬中不忘调查研究，寻乌、长冈、才溪等赣南闽西山乡都曾留下他的足迹。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于1941年8月1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需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并提出六个方面的具体意见。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是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亲自倡导，并在全党范围内带头进行广泛而细致的社会调查活动。

回顾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生涯，可以说成果丰硕，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沉甸甸的专题调查文集（即《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调查方法论，垂范后世，而且也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桥梁，其调查论著迄今已成为学术界在研究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城乡社会时的重要史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1年11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正当全党全国上下阔步前行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路上，正以豪情壮志迎接党的二十大之际，重温毛泽东的调查情结当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作者系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