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花开，冬去春来。任岁月更迭、时光流淌，社下山的古枫林依旧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忠实地守护着绽放在这里的百年芳华。

92年前，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社下山前的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会议决议确定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振聋发聩，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是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红四军的内部争论

为什么要召开古田会议? 这要追溯到红四军创立之初。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胜利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由于时间仓促，党没来得及对军队进行统一思想改造，两支部队虽然名义上合编了，但特点不一样，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融合，为红四军的内部争论埋下了伏笔。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敌人的封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从井冈山出发，向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二三月间，红四军首次入闽，攻占了长汀城，开创了新局面，但内部矛盾并未解决。

1929年5月初，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闽西，担任临时军委书记。他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体制，“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1929年5月底，在永定湖雷，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讨论前委和军委的关系。在会上，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被指责“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等。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东洋堂”（严氏宗祠）再次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试图解决湖雷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会议以绝对多数（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等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一票之差落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书记。红四军思想问题仍没有解决，极端民主化思想更为严重。

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8月初，陈毅离开闽西到上海，向党中央全面、客观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朱、毛之争。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在上杭城太忠庙召开，由于极端民主化盛行，自由争论了3天，毫无结果，许多问题仍议而不决。

中央“九月来信”明方向

1929年9月28日，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特别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在红军中加强党的领导，肯定了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和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并且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赶到长汀主持前委工作，和朱德、陈毅在辛耕别墅重逢了。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

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进行10余天的政治军事整训，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9年12月中旬，为防范敌人的第二次“三省会剿”，红四军离开新泉，进驻上杭古田，毛泽东、朱德、陈毅多次召开调查研究会，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做更充分准备。毛泽东在松荫堂起草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在松荫堂起草报告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寒夜里，正奋笔疾书的毛泽东发现油灯燃尽了，便让前委秘书宋裕和从厨房找来松枝做成火把。忽然，一丝火花溅到毛泽东披着的棉衣上，滋滋地冒着烟，一旁的宋裕和急忙将其掩灭，毛泽东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写着，直至东方欲晓。

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镇溪背村古田曙光小学胜利召开。

这次会议即为党史、军史上至关重要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关于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并作了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作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还通过了《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士兵代表决议》等项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委员，杨月彬、熊寿祺、李长寿等3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总结了南昌起义两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红军党内各种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光辉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内容丰富而具体。决议共分为8个部分、长达3万字：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错误思想、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宣传问题（包括青年士兵特种教育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部分是开篇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决议》详细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还指出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来源、表现及其危害性，并提出了解决和纠正的具体办法。所以，在党的建设史上，古田会议成功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面临的崭新课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一个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并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如何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古田会议从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等几个方面对党的建设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论述和规定，摸索和总结出了党的建设的规律，指明了党的建设前进方向。古田会议对中国革命核心问题的成功解答，使之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

在军队建设史上，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奠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为革命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工具，除了打仗以外，红军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制定了一套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奠定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还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从而使中国红军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线，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因此，古田会议同样在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

古田会议后，面对国民党第二次“三省会剿”的严重威胁，给养困难的红四军陆续离开古田，他们最终在江西会合。一路上，各级党组织向广大官兵传达古田会议精神，大家在打仗间隙开展学习讨论，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古田会议结束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

古田会议召开后的半年间，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红四军在奔袭作战中不断壮大，于1930年6月第三次入闽，在长汀整编，正式组成红一军团。在这一过程中，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两个赤色区域最终连成一片，为1931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